中国古代体育传统和近代体育实践对中国共产党早期体育理论形成和实践活动产生影响的最重要成果，就是毛泽东1917年4月在《新青年》月刊上发表的《体育之研究》。24岁的毛泽东以特有的洞察力，表达了宏大深邃的体育思想。

（一）体育救国：《体育之研究》的立论基础

《体育之研究》的第一句话就开宗明义：“国力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这是全文立论的出发点，开门见山地表明了青年毛泽东提倡体育的初衷。青年毛泽东写作此文的时代背景，正值中国陷入内忧外患的空前民族危机之中，各种救国思潮交相涌动，先后出现了军事救国、实业救国、医学救国等社会方略，其中注重国民身体训练的体育救国思想，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共识性意见，严复、梁启超、陈独秀等都不同程度地予以提倡。青年毛泽东在这样一种体育救国的思想基础之上，作了更加具体而透彻的论述。文中说：“夫命中致远，外部之事，结果之事也。体力充实，内部之事，原因之事也。体不坚实，则见兵而畏之，何有于命中，何有于致远？坚实在于锻炼，锻炼在于自觉。”在青年毛泽东看来，“命中致远”都是外部结果，“体力充实”才是内在原因。青年毛泽东特别强调“体质”与“体力”的培养，为他后来“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题词埋下了伏笔。

1946年1月，毛泽东在延安王家坪打乒乓球。图源：延安新闻网

《体育之研究》融汇古今，其内容涵盖了哲学、中外历史、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青年毛泽东深刻地从封建社会的历史流弊中，寻找“武风不振”的原因。“三育并重，然昔之为学者，详德智而略于体。及其弊也，偻身俯首，纤纤素手，登山则气迫，涉水则足痉。”有鉴于此，青年毛泽东大力弘扬民族文化传统中的尚武精神，表达了“勇猛”的体育观：“运动宜蛮拙。骑突枪鸣，十荡十决，喑呜颓山岳，叱咤变风云，力拔项王之山，勇贯由基之札，其道盖存乎蛮拙，而无与于纤巧之事。”青年毛泽东引用“力拔山兮”“百步穿杨”的典故，赋予了历史文化豪壮武勇的色彩，这种尚武精神融入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军事斗争之中。（二）身心并完：《体育之研究》的科学论述

《体育之研究》从体育救国的目标起笔立论，从人的身心培养角度展开深入论述，对体育的概念、体育的功效、体育锻炼的方法都作了科学的提炼归纳。

青年毛泽东在文中定义体育的概念为：“体育者，人类自其养生之道，使身体平均发达，而有规则次序可言者也。”这个定义强调了体育活动的科学性，说明体育是依据人体的生理构造，有次序地开展身体的运动，目的是“使身体平均发达”。并且从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角度讲，青年毛泽东认为身体是“载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也”，因而“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之位置”。这个观点突破了过去将体育从德、智教育中机械割裂开来的思想倾向，使德、智、体三育融为一体，强调体育不仅可以“强筋骨”，还可以逐次实现“增知识，调感情，强意志”的功效，使体育活动从身体筋骨锻炼出发，升华为道德完善与人格建立的过程。青年毛泽东打破了身心二元对立的传统观念，形成了体育运动使人“身心并完”的基本观点，所宣讲的“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体育价值观，直至今天也是中国体育教育遵循的基本观念。

1956年，毛泽东游长江。（资料图）

（三）意志培养：《体育之研究》的运动主张

依照青年毛泽东的观点，体育的最大意义在于培养人的超强意志。为此，青年毛泽东首先在人生态度上选择“动”的精神，抛弃老子等古代学者“无动为大”的主张，推崇颜习斋、顾炎武等明清学人身上文武兼备、刚健有为的精神风貌。青年毛泽东以一种积极进取的人生姿态，倡导敢于竞争、勇于奋斗的体育观。在这种体育观的驱动下，毛泽东一生偏爱锻炼体魄、磨炼意志的运动项目，“运动宜蛮拙”，而不是那种游戏的、享乐的休闲运动。毛泽东在1917年和1918年的两个暑假之中，每天都要到长沙的湘江之中游泳。这一时期的毛泽东还酷爱登山、远足和冷水浴等活动，在青年毛泽东看来，体育就是以自我无上意志制服内外惰性力量和束缚因素的奋斗过程。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都主张通过体育运动来培养军、民的体质和意志，并多次号召干部群众参加游泳、田径、军事体育等运动，鼓励人们在大江大河等自然环境之中磨砺意志品质。可以说，毛泽东形成于青年时期的体育观，对中国体育运动的发展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伴随革命的烽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体育事业，也接续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和湘鄂西、海陆丰、鄂豫皖、琼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左右江、川陕、陕甘、湘鄂川黔等根据地的人民群众中蓬勃开展起来，开启了中国体育发展历史上的新篇章。

来源：人民出版社 体育学评论